望星，殘障人士，殘障權利倡導者，長期關注殘障平等權利領域

最近，廣州越秀區宣判了一起殺人案。83歲高齡的黃某某殺死了自己照顧了46年的智障兒子。2017年5月9日，被告人黃某某在廣州市越秀區西華路家中，將事先準備好的約60粒安眠藥喂食給被害人，隨后用棉墊捂住其面部，再用絲巾勒住脖子致其死亡。同日，黃某某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 10月26日下午，在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201法庭公開宣判的一件親母弒子刑事案件。© 禾木 / 東方IC

看到這個案子，縈繞在我腦海里是我母親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我死了，你會是最慘的人。”母親從我小時候一直說到現在。

這句話我小時候是認同的，媽媽去世，哪個孩子不可憐呢？而時至今日，我母親依然重復著這一句話，我就不甚理解了。因為早已成年且獨立的我，已經過了母親像老母雞護著小雞的年齡了。這時候如果母親去世，我會很傷心，會很孤獨，覺得這個世界上少了一個互相牽掛的人。但是成年且獨立自主的我肯定不會因此而消沉，只可能擦干眼淚繼續前行。

我相信我的生活乃至我的人生不可能變成“最慘”的。然而是什么使我母親有這種執念，讓她從我小時候一直嘮叨至今呢？又是什么讓那個母親拒絕所有社會支持，自己親手結束殘障兒子生命呢？其實我們得看看中國的殘障家長都經歷了什么。

當發現自己的孩子有殘障的時候，這個家庭的噩夢也就開始了。這個家庭所要面對的負擔是不能用任何物質來衡量的。他可能會遇到高額的手術費用，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陪伴孩子進行康復訓練(一般這樣的情況大部分都是母親辭掉工作專門在家帶孩子)，街坊鄰里背后的指指點點甚至親朋好友的嫌棄孤立。他們的孩子要面對在教育 、就業、出行、社會融入、婚戀等事關生活方方面面的社會障礙，成長之路層巒疊嶂、荊棘密布。

其實比這些更可怕的，是這些家長根本不知道在如此社會環境下他們的孩子未來在哪里。中國殘障孩子家長何其的悲壯，也許能夠從一句話中體現：“我活著他可能還有飯吃，餓不死、等有一天我去世了，這孩子可怎么辦啊？”

或許并不是所有殘障家庭都會經歷這種悲壯，但是基本都會有差不多的經歷。和其他中國家庭一樣，他們需要在基本沒有任何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將殘障孩子養大。而社會對殘障人士的種種惡意同樣也會砸到這個家庭每位成員身上，這種缺乏支持又充滿惡意的環境會讓人產生巨大的壓力。

長期在這樣的壓力的環境下，人的心理會變得敏感而脆弱，變得不再相信別人只能相信自己，變得對于外界的支持不抱有希望。這樣的心理狀態會讓殘障家庭成員抱得更緊，相依為命，也讓父母從潛意識上認為這個殘障孩子是自己的私有物品，可以處置他的一切。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母親的“我死了，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悲慘的人”的執念，和那個親手殺兒子的母親的動機并沒有本質區別。

從這個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社會對家庭的支持不夠，“家文化”對個體權利的侵擾；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國的殘障問題，比如殘障權利落后、社會對于殘障人士接納度太低、社會對于殘障人士支持度太低。

這些問題我都不想去抨擊，我只想引出一個思路：我們社會對于殘障人士的支持雖然已經有了不小的進步，社會支持體系已有雛形，但是這還遠遠不夠。我們需要研究一個殘障人從一出生或者殘障開始的那一刻，這個人乃至這個家庭會遇到什么問題。根據這個研究，來調整公共政策，補漏補差，讓每一個殘障人士都能自由平等的生活，讓每一個殘障家庭都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唯有這樣才能讓殘障人士乃至殘障家庭看到生活和發展的希望之光。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個人普遍感到缺乏支持，家庭感受不到社會溫暖的當下，盡快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支持體系，讓個人在強有力的社會支持下生活和發展，讓家庭在遭遇任何變故時都能感受到社會溫暖，從現實看有利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從根本上有助于緩解新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矛盾，從長遠看也是為早日實現新時代社會發展目標添磚加瓦。